文/余泽民
发于2020.7.13总第95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我一向认为，高中班主任是教育口责任最重大的岗位。那阶段的孩子情感绽放，可塑性强，渴望成熟，寻找榜样，心理上最易受影响，也最不设防。而除了家长之外，班主任通常是与孩子接触最深的成年人，风华正茂的高中生是一张既干净、又渴望被涂抹的白纸，班主任的好坏可直接影响他们的一生，包括对未来世界的信任或怀疑。
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在上世纪30年代写过一部成长小说《反叛者》，讲“一战”期间几个即将高中毕业、奔赴战场的高中男孩精心建起了一个不许成年人进入的“独立王国”，但最终还是落入了成年人无耻的陷阱。许多人读后都感震撼，因为实在超出了道德底线。
这几天，一则“班主任让女儿顶替自己学生上大学”的刷屏新闻，让我所在的“北京八中83届2班同学群”突然活跃了一阵。大家齐刷刷地回忆起班主任老师王鲁军，都由衷地庆幸，当年遇到了一位好老师。
80年代初是思想解放浪潮最汹涌的年代，但这浪潮能否从社会涌进教室，则取决于不同的老师。王鲁军教政治课，总是用尽量短的时间讲完枯燥的课本并划好重点，然后带我们讨论各种社会话题。除了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外，还有《大众电影》封底的《水晶鞋与玫瑰花》拥吻剧照是不是毒草？张华跳粪坑救老农值不值得？郎平说“不想当冠军的运动员不是好运动员”是不是锦标主义 在他的引领下，我们第一次郑重地思考人生问题。
王鲁军也致力打造团结的集体，但他从不用集体压制个体。他从不用考分给同学分等级，而是鼓励每个人发挥自己的特长，让每个人都能分享荣誉感，对有私心的尖子学生他照样批评。其他班同学从早到晚地加时备战，他却在课下陪同学们打球，周末带我们骑车郊游，甚至支持我们搞班级舞会，唱“靡靡之音”。音乐老师李存不仅拎着录音机教我们唱《小城故事》，分析小调音乐，还应王老师邀请专为我们写了一首班歌《前进，高三2班》。
王老师还让我临摹了一幅黄永玉的墨荷作为班画挂在墙上，勉励我们过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人生。家住郊区的一位同学跟管宿舍的老师发生口角，被逐出宿舍，王老师把他接到自己家里住了几日，又说服管宿舍的老师重新接纳了他。现在这位同学已是电子工程界强人，一说起这事就心存感恩。
王鲁军带过好几届学生，口碑极好，不过他总说，我们是他“带过的最好的一班”，我想是因为我们曾陪他度过一段坎坷吧。
其实，王老师身上是背着不轻的政治包袱的。“文革”中，他的父亲是一位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，而他的恋人的父亲却是一位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恋人也遭陪斗和关押，但王鲁军不离不弃，暗中相助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他的父亲突然倒台，他决定分手，恋人听从父亲的话“不能在人家遭难时做不仁不义的事”，不但没同意，反而与他结成患难夫妻。谁料世事无常，大概在我们上高三那年，他父亲出狱，夫妻却离异。我们同学之间私下议论，或许由于生活的“过山车”，王老师才有这样的思想境地，并把全部的精力和爱心都给了我们。
70年代末，刘心武写了那篇著名的《班主任》，但在我看来，跟小说里的张俊石相比，我的班主任形象更丰沛，更鲜活，也更可敬。我至今难忘他那副鼓脸、皱眉、深眼窝、厚嘴唇、卷发稀疏的卡通模样。受他影响，我一度把当高中班主任作为自己的一个职业梦想，可惜未能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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